“为国存史，为民立传”：留存“中国记忆”的“国图行动” | 草地周刊
“中国记忆”项目是国家图书馆以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现当代重大事件、各领域重要人物为专题，以传统文献体系为依托，系统性、抢救性地进行口述史料、影音资料等新型文献建设，并最终形成记忆资源体系的文献建设和服务项目。其宗旨是重重的八个字：“为国存史，为民立传”
2022年9月9日，国家图书馆迎来113周年馆庆，“中国记忆”走过了整整十年。十年间，这个人数不多的团队以口述文献、影音文献和民间文献为载体，努力记录着“正在消失的历史、正被遗忘的故事、正在老去的生命”，一路负“重”前行，却始终乐此不疲……
2017年1月7日，93岁的冯其庸等到了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送来的50册书。那是老人的口述自传，朱红色封面上印着毛笔题写的书名——《风雨平生》。接下来的两周时间，这位曾主持过《红楼梦》校订的著名文史专家，在每本书的扉页，认认真真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再一一寄出，收件人是他的亲朋知己、学界同仁。
50册书不够，冯其庸又联系国图，请工作人员再送一些过来。就这样，老人花了两周时间，把书寄给所有该寄的人。同年1月22日，拿到新书后第15天，冯其庸先生与世长辞，那本《风雨平生》，成了他无声而郑重的道别。
“不夸张地说，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冯先生是真的在等这本书。”田苗，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下简称“中国记忆”)副主任，是冯其庸口述自传记录整理工作的参与者，也是给冯先生送书的人。
从2012年8月8日，冯其庸首次接受“中国记忆”的采访算起，老先生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在他伏案笔耕半生的“瓜饭楼”，用口述的形式，回望自己抗日烽火中成长、历经坎坷而弥坚的生命长旅，和殚精竭虑建设“红学”、十赴新疆查实玄奘取经东归之路的学术人生。老人的讲述常常被晚年的病痛打断，但“只是为了留存一些历史的记忆”，他没有叫停采访。
口述的音频材料被整理成书稿后，年逾九十的冯其庸，又举着最大倍数的放大镜，拿出做学问的态度，一行行、一字字地审校。从文中提及的事实、措辞到每一个标点，老先生反复增删、修改了五遍，才最终定稿。“巨细靡遗”，田苗用一个成语来形容这位学者的严谨，“冯先生改完的书出来，你去翻，里面没有随意的口语表达”。
“太重了！”田苗感慨，《风雨平生》是“中国记忆·学者口述史”丛书的“开山之作”，又有幸被冯先生视为总结一生的“收官之作”，“这份情结，太重了”。
情结之重、责任之重、记忆之重、历史之重……2022年9月9日，国家图书馆迎来113周岁生日，田苗和同事们也陪“中国记忆”走过了整整十年。这十年间，他们以口述文献、影音文献和民间文献为载体，努力记录着“正在消失的历史、正被遗忘的故事、正在老去的生命”，一路负“重”前行，却始终乐此不疲……
“抢救”
“中国记忆”的宗旨，是极有分量的八个字：“为国存史，为民立传”。
2012年3月，“中国记忆”启动首个专题——东北抗日联军专题口述史。到2016年“九一八”事变爆发85周年之际，专题阶段性成果35段口述史视频在国图网站集中推送给公众，口述史图书《我的抗联岁月》出版。在此期间，“中国记忆”团队跑了7个省，采访了75位受访者，其中包括22位当时仍健在的抗联战士。如今，这些曾在十四年抗战中，最先站出来保家卫国的老人都已故去，专题却仍未结束，对老兵后人的采访记录还在进行中。亲历者已逝，关于那段不屈岁月的记忆却得以永存。
同样是在2012年，“中国记忆”团队开始了对冯其庸的采访。以冯先生为代表，“人民科学家”、“糖丸爷爷”顾方舟，中央音乐学院原副院长王震亚，“中国徒步横穿南极第一人”、中科院院士秦大河……十年中，有20余位德高望重、在各自领域深耕多年，见证了我国在该领域整体发展历程的高龄学者，对“中国记忆”团队几无保留地讲述了他们一生的故事。
还有“大漆髹饰”“蚕丝织绣”“人口较少民族口头传统典藏计划”“我们的文字”“我们的英雄”“中国图书馆界重要人物”……“中国记忆”的专题列表上，每一条、每一项单拎出来都是沉甸甸的。
“我们做的，都是不抢救就会消失的记忆。”作为项目最初的发起者，总结“中国记忆”的十年历程，田苗提及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一是“口述史”，二是“抢救性”。
“很多老人都在等着某一天，有个人来问他这一生的故事。”这是一位口述史学界前辈对田苗说过的话。
被田苗和他的同事们唤作“冯奶奶”的冯忆罗，就是这样一位有故事的老人。1932年，冯忆罗几乎是带着传承历史记忆的使命，降生于哈尔滨的——她的父亲是东北抗日联军将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图书馆(前身为北京图书馆)第一任馆长冯仲云；母亲薛雯在东北期间，协助父亲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冯忆罗降生之前，怀孕的母亲曾把情报贴在肚子上向外传递；等她出生，母亲又把党的文件藏在她身上。他们在哈尔滨的家，掩护过许多东北地下党人、抗联将领。母亲给她讲过，说赵尚志来家里吃饭，也不坐下，就喜欢蹲在一个硬板凳上；父亲冯仲云为她取名“忆罗”，则是为了纪念和缅怀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的罗登贤同志，他是为东北抗日联军建立做出重要贡献的人，于1933年牺牲在南京雨花台……
201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80周年，国家图书馆举办了一场题为“白山黑水铸忠魂”的纪念展，展出馆藏东北抗日联军珍贵文献和冯仲云的手稿，时年79岁的冯忆罗老人以嘉宾身份出席。当时，“中国记忆”尚在初创阶段，田苗和同事们正在寻找有价值的选题。听完冯忆罗老人的发言，他们意识到，由于战线分散、条件艰苦，东北抗日联军的很多爱国壮举其实是不为人知的，“这不就是最有抢救价值的历史吗？”
2012年，冯忆罗成为“中国记忆”的首批口述史料采集对象之一。老人几十年来保存了大批东北抗联将士及其家属的联系方式，她也将这些珍贵的采访线索全数托付给了“中国记忆”。临终前，冯奶奶用颤抖的手给田苗写了一封信，并再次附上一批联系方式。老人在信中说：“上述地下党关系，是我前十多年一直联系的……我写字已经困难了，只整理出了一部分供你们参考。其中部分的烈士子弟是急切盼望和你们谈谈的，帮帮他们。”
存在田苗手机中的，冯忆罗老人留下的信。
东北抗联战士口述史，是“中国记忆”持续开展时间最长的一个专题。采访过程中，有一位名叫潘兆会的老兵，激动地掀起衣服展示肚子上留下的贯穿伤。因为伤重掉队，回到家乡务农后，潘兆会始终没有机会完整讲述自己的抗日故事，他的抗联老兵身份也一直没有得到确认，直到“中国记忆”团队的到来……2014年，当地民政部门根据历史情况，正式确认了潘兆会的抗联老兵身份，2015年，这位“就想证明自己是个兵”的老人去世了。“临终前，老人是欣慰的。”田苗说。
直到今天，冯忆罗老人也已经离开了，但东北抗联专题仍在继续。“现在主要是抢救抗联‘二代’们的记忆。”田苗一直把冯奶奶留下的信存在手机里，觉得难的时候拿出来看看，提醒自己和同事们，“中国记忆”出发的意义。
传承
在“中国记忆”，戴晓晔主要负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的学术咨询和验收组织工作，那是2015年当时的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委托给“中国记忆”的一项重要任务。由于大部分非遗传承人年事已高，对他们记忆与技艺的保护工作迫在眉睫。为了加速推进，“中国记忆”编制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操作指南》，便于各省级非遗保护中心建立团队，按照指南上的方法进行录音录像等多种形式的口述史料、影音资料采集和已有文献收集。
戴晓晔是接触各地实施单位和执行团队最多的人之一，也听他们讲过太多有关非遗传承人的动人故事。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周琪曾作为学术专员，采访和记录过非遗项目“河西宝卷”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乔玉安。两人见面时，乔老躺在医院病床上，当时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周琪曾一度犹豫过，要不要进行采访和录制。“乔老当时就说，如果他走了，可能河西宝卷的很多部分就没人会唱了，所以他要录，把他所会的都留下来。”戴晓晔后来在采访视频中看到，很多镜头都是乔老吸着氧或输着液，坚持拍摄的。
周琪还讲过一个细节，每次采访他都要亲手把乔老从病床上抱到摄像机前，每抱一次，周琪都会发现乔老又轻了一点。“周老师说，他觉得很矛盾，一方面不想让老人再这样耗费精力，另一方面又知道乔老很想、很想把记忆传下来。”
戴晓晔太理解这种矛盾了。2016年，她代表“中国记忆”，联系上中央音乐学院“建院元老”王震亚先生，希望王老能成为“中国记忆”项目当代重要学者专题的口述史受访人。
产生这一采访意向，当然不单是因为王先生是戴晓晔母校的老领导，她和同事们做了很多功课，请教了业界专家，综合评估得出的结论是：也许今天看来，出生于1922年的王震亚先生在同时代的音乐理论家、作曲家中并不是社会知名度最高的，但他绝对是我国音乐近现代史的见证者，而且老人自年轻时起，就非常重视学术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王先生开拓性地以唱腔加乐队总谱而非单一人声乐谱的形式，对梅兰芳等京剧名家表演的剧目进行记谱。作为音乐教育家，他也将京剧音乐分析带到了作曲系的课堂上。王震亚先生的夫人文彦女士是王老就读国立音专时的同班同学，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图书资料室主任——珍视每一道历史印痕的老两口，把家中变成了小型“图书馆”。如果后人想回溯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历程，王老的叙述和收藏都是不可或缺的珍贵凭证。
接到采访邀请时，王震亚已是94岁高龄的鲐背老人，却依旧不改谦和谨慎。“王先生说‘我觉得这个事特别有意义，但是我得做准备’。”一年之后，2017年初，戴晓晔接到了王震亚主动打来的电话，老人告诉她：“我准备好了，你们来吧。”第一次登门拜访，戴晓晔才知道这位学养深厚的老前辈一年来的准备工作有多么充分细致。王震亚一直有做笔记的习惯，这次接受采访，老人单独拿出一个笔记本，上面记录的都是一些重要的回忆片段。为了保证准确性，他还从自家的“图书馆”翻找出同时期的对应资料，用以佐证。
一开始，为了不影响老人休息，采访定为每两周一次。王震亚先生的生活很规律，早上起来要先打一套太极，休息一会儿，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再接受采访。戴晓晔说，每次王先生都讲得津津有味，虽然年事已高，已经控制不好气息和音准，但聊到兴起，老人还是会给她唱幼时母亲唱过的歌谣，边模仿边描述他第一次听人吹唢呐，是怎样的曲调……“那时文彦老师身体也还好，王先生做口述，她就在旁边陪着。”戴晓晔说，听老伴儿哼起童年的旋律，文彦奶奶几次拉过她的手：“你知道吗？这些事我也是第一次听到，他以前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
然而过了半年左右，文彦老师走了，王震亚先生担心自己的时间不够，主动向戴晓晔提出希望加快进度，把采访频率增加到每周一次。“到了后期，王老觉得身体越来越差，太极也不打了，把所有精力都放在采访上。”戴晓晔发现老人家越来越滔滔不绝，“他特别想一次多说一些，但看得出来老人已经很吃力了……”讲到这里，泪水在戴晓晔的眼里打转。
2019年3月，第60次采访后不久，王老在睡梦中与世长辞。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老人反复叮嘱，要把自己和爱人文彦收藏的所有资料，全数捐赠给国家图书馆。戴晓晔被先生的信任深深感动着，她觉得做口述史的过程，就是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一种双向的情感付出，当老人感受到你是真诚地、毫无功利心地想要记录他们的年华，他们也会放心地、毫无保留地把他们的全部记忆托付给你。“我们这些记录者，其实是不被历史所记住的，但只要把他们的记忆传承下去，我们的工作就是有意义的。”戴晓晔有点说不下去了，“但这件事我还没有做好，我还没把书稿整理出来。先生走后很长时间，我一看到稿子就特别难受，总会想起先生……”
“小马”
“中国记忆”项目部分出版物。 （本报记者雷琨 摄）
虽然王震亚先生的口述史书稿尚未整理成形，但这十年，“中国记忆”取得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不谈几百小时的口述文献和影音文献，光是与各专题相关的出版物码在桌上就有厚厚一摞，让人很难想象负责完成这些记录、整理工作的项目团队，主要成员只有15人。
“我们是小马拉大车，但大车至少不能没马拉。”田苗讲话自带一种豁达幽默，他和“中国记忆”的同事们有两个共识，一个是“想干成事的人，必须得乐观”；另一个听起来有些“简单粗暴”，“只有好人才能做口述史”。田苗正色道：“你拿不出足够的真诚和正直，凭什么要求一位老人把他一生的经历和感悟，欢乐和痛苦，甚至秘密分享给你？你能承受吗？”
撑起“中国记忆”的15匹“小马”，就是一群乐观的好人。
“领头马”田苗2010年进入国图，“当时就是为做口述史来的”。他学化学出身，却一直对考古和人类学充满热情，一毕业就扔下专业去做了几年纪录片导演。工作中，田苗偶然接触到一本介绍口述史的书籍，他被迷住了——做纪录片总会遇到人生经历丰富的拍摄对象，如果把他们的故事以口述史的形式记录并保存下来，其价值不言而喻。他查阅了大量资料，发现国外很多著名图书馆都将口述史料作为重要的馆藏资源。那么哪里最适合收集和保存中国的口述史料？他想到了国家图书馆。
“我希望能做一份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相关的工作；一份能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沉淀和积累，越做越好、越做越深的工作；一份将来讲给我的孩子，能让他们感到骄傲的工作。”抱着这样的想法，田苗来到了国家图书馆。2011年1月，入职刚满半年的田苗直接给当时的馆长写了一封信，主题是“建议国家图书馆成立国家口述历史中心”。
他没想到，那封信很快收到了回复。国图领导也认为对口述史料的采集和收藏意义重大，让田苗尽快开始筹备这项对于国图来说全新的工作，还提醒他，不必“另起炉灶”只做口述史，应该把现有的馆藏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将新采集的口述史料与传统的纸质文献相结合，使二者相得益彰，发挥更大价值——“中国记忆”这个内涵更丰富、更深沉有力的项目名称，也在此时成形。
志同道合的人总能彼此理解、互相吸引。2011年，只因为田苗一句，“我想做中国记忆，你一起来吗？”他的同事韩尉就欣然加入，成为最早的成员之一。“没有韩尉就没有今天的‘中国记忆’。”田苗这样描述自己的老搭档，记者到国图采访那天，韩尉在外地出差，这是他的工作常态，“从东北抗联专题开始，韩尉做的都是用双脚丈量大地的工作，每一项成果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田苗感慨。
初创后的几年里，几批新入职的同事也加入了起步阶段的“中国记忆”项目组。戴晓晔回忆，2013年“中国记忆”已经启动了几个专题，其中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的试点工作。传统音乐是非遗十大门类之一，这让研究民族音乐学的她颇为心动，“我一听，这不正好专业对口？就考进来了”。
作为早期加入的“小马”，戴晓晔很快发现，因为要拉的“车”实在太大，“专业对口与否”在“中国记忆”并非最关键的用人标准，够不够“拼”、够不够用心才是。
负责“人口较少民族口头传统典藏计划”的刘东亮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专业算是对口。但因为团队人手不够，读书时只习惯用录音笔做田野调查的他，如今也扛起了摄像机；在云南兰坪，为了还原普米族即将被遗忘的传统婚俗，“东亮连婚庆公司的活儿也干了”，田苗半开玩笑似的说。
从2014年至今，“中国记忆”对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先生进行了51次口述记录，拍摄了大量的数学学术活动，而团队中负责采访工作的史建桥是古代文学博士。田苗一直觉得“史老师对丘先生的采访工作，做得非常充分细致”。史建桥本人却总是遗憾自己“实在看不懂数学论文”。
田苗有个语言习惯，介绍团队分工，他喜欢说某个成员“身上”，而不是“手头”有哪几项任务——好像如果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就撑不起“中国记忆”这架“大车”的分量。“瑞婷‘身上’有好几项学者口述史的工作，顾方舟先生的口述史《一生一事》就是她做的，评上了2018年的中国好书。”
范瑞婷2012年来到国图，是和“中国记忆”一起成长起来的“小马”。刚工作不久，范瑞婷就跟着田苗，应邀去拍摄过一部宣传免疫接种的公益宣传片，由此认识了主导我国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俗称“糖丸”）研发的顾方舟先生。她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顾先生的场景：“那天阳光很好，老人儒雅又有风度，特别亲切地来欢迎我们，招呼我们快进来。”
以这次采访为机缘，“中国记忆”获得了拜访“糖丸爷爷”进行口述史料采集整理的机会。田苗鼓励学民俗学出身的范瑞婷“去试试看”。因为专业跨度太大，正式采访开始之前，范瑞婷把“顾先生写的和写顾先生的”文章，只要能找到的都看了一遍，甚至“啃”了几篇这位病毒学权威专家发表的医学论文。
她一共对顾先生进行了13次采访，考虑到老人的身体状况，平均每次时长控制在1小时左右。访谈过程中，老人云淡风轻地描述自己的一生，范瑞婷却常常被震撼、被打动。“顾先生是母亲一手带大的，妈妈为了挣钱抚养孩子们，学了助产士，吃了很多苦。她希望顾先生长大了能做医生，因为做医生不求人，而且顾先生的手长得很好看，特别适合握手术刀。但是长大之后，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顾先生没有做外科医生，而是转投公共卫生领域，学习病毒学。”每次有记者采访她，范瑞婷总会把先生留给她印象最深的话复述一遍，“因为先生觉得‘当医生固然能救很多人，可从事公共卫生却能让千百万人受益’”。
13次采访下来，先生的身体状态也每况愈下，这让范瑞婷和同事们非常揪心。2018年，《一生一事》即将付梓，田苗他们拿着粉、白、黄三种色调的封面设计，给病床上的顾先生看，老人当时表述已有困难，但他还是指着白色的方案说：“选白色吧，我这一生清清白白。”
2019年1月2日，顾先生走了。得知消息的时候，范瑞婷正在阳台上晾衣服。她扔下手里的活儿，第一时间打给顾先生的老伴李以莞奶奶，本来想安慰老人，却在电话接通的一刻，哭得说不出话来。顾先生走了，他的故事和精神却在范瑞婷“身上”留下了痕迹。“我常常会想起他，尤其做母亲之后，我每次带孩子打疫苗，都会记起先生让自己的孩子试吃糖丸的故事，越想越觉得震撼。”
范瑞婷觉得，“中国记忆”这份工作的价值就在于此，“做口述史是特别一个正能量的工作，我们的采访对象所做的事，他们的品质，都让我由衷地仰慕，想要去学习、去追随，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职业红利’”。
“职业红利”“幸福感”……在“中国记忆”，都是被反复提及的概念。
作为“中国记忆”团队里相对年长的成员，李东晔今年刚刚整理出版了《予知识以殿堂：国家图书馆馆舍建设（1975-1987）口述史》。为了这本书，她采访了20多位参与国图总馆南区建设的设计师、工程师、老馆员。“他们不只是国图历史的亲历者，更是缔造者。我作为一个2007年进入国图的晚辈，能通过这项工作，把自己和学识渊博的前辈、和国图的命运连接在一起，真的有种幸福感。”说这话的时候，李东晔笑得像个孩子。
杨秋濛为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纪录片普及与发展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司徒兆敦先生做过4年的口述记录。每次采访，她会提前做出至少三次的采访提纲，并查找各种资料，给每个问题列出一个“参考答案”。司徒先生有时会惊讶于这个年轻人准备之充分，问她：“我手头都没有的照片，你怎么找到的？”二人成了忘年交。杨秋濛同时负责东北抗联纪录影片的策划与创作工作，有时候思路“卡死”，她会向司徒先生“求援”，先生的指点总给她一种拨开云雾的感觉。“这样一位有成就的行业前辈，愿意和我分享一辈子沉淀的经验和人生智慧，我觉得特别荣幸。”
因为看重这份“职业红利”而加入“中国记忆”的成员还有谢忠军。他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方向的硕士，对非遗项目怀有一腔执着的热情，但毕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没能从事和专业相关的职业，这在他心里是种遗憾。“所以后来，忠军放弃了公务员的‘铁饭碗’，辞职加入‘中国记忆’。”介绍到谢忠军，田苗的语气里带着感慨。谢忠军倒很平静：“我就是觉得现在这份工作能够学以致用，很符合我的志趣。”
因为主要负责传统技艺类非遗项目相关的工作，谢忠军对中国传统酿造、制瓷技艺和其中蕴含的科学原理都颇有研究；他给中国第一代科幻小说作家、地质学家刘兴诗做过口述史记录，也采访过冰川、气候学家秦大河院士，每采访一位，他都要求自己尽可能多地阅读受访者的著作。“这些著作，这些科学家的讲述对我个人也是一种滋养。”谢忠军很喜欢他现在的工作，他的投入和专业也让受访者对“中国记忆”报以更大的信任。“有一次采访，秦大河先生突然问我，我插在南极点的国旗、科考时的睡袋还有日记，你们国图能收吗？”
按照田苗的理论，“只有好人才能做口述史”，那这样意外而珍贵的收获，大概就是“好人有好报”的结果。
“技·忆”
在拉大车的“小马”之中，刘芯会身上的担子有些不同，用田苗的话说，她是全能型人才。这位国际法专业的高材生语速不慢，但逻辑清晰。她负责的口述史采访对象，是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原所长王世仁先生。不用借助任何参考材料，刘芯会就能清楚准确地复述这位88岁文物古迹保护专家的人生履历：哪一年考入清华大学营建学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前身)；哪一年到清华大学建筑科学研究院工作，从梁思成先生的学生变成与先生共事的晚辈；哪一年主持了北京湖广会馆的整修，又在哪一年参与了北京司马台长城的修缮……
等话题转到她“身上”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中国记忆”大量口述文献资源的后期编目、保存和管理，她又能迅速切换频道，用一套“硬核”的科技术语，给记者解释对影音文献等口述记录产生的全新文献类型，应该遵从怎样的规范、用什么样的软件来进行编目；适用于影音文献编目的媒资系统，要和便于公众搜索、浏览的专题网站联结在一起，又有哪些技术上的障碍。
这一部分，让记者听得有些吃力。田苗坦言，这也是让他们感到“吃力”的一大难关。“中国记忆”走过十年，团队成员们走出图书馆，创造了大量的新型文献资源。但受限于资金和技术，对这些文献的保管和“再加工”还没有跟上，田苗和同事们梦想中方便公众随时调阅、查看的平台还停留在建设阶段。
人手不足是另一道关。“我的理想是很丰满的。干我们这些事儿，目前这些人手是远远不够的。”田苗的理想不仅丰满，还很具体，“国图的中国记忆中心需要有资源建设、加工、编目、推广等几个方面的团队，大概需要150人到200人，每个省的图书馆再成立一个分中心，各个行业和学科要做各自的记忆……”
短期内，这样的目标显然难以实现。尽管“特别有激情、特别能战斗”，但靠这十几个人组成的团队，想要跑赢时间，抢救更多有价值的历史记忆，还是会有“力不从心”的时候。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中国记忆·学者口述史”专题的受访者名单已经许久没有扩充过。他们知道，现有的采访对象覆盖面还有局限，人文社科类的偏多，理工类的较少。“这和我们的知识背景、线索收集渠道等都有很大关系。”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人手不足”。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记忆”一直在想办法。从2017年起，田苗和同伴们挤出时间着手开发一款应用，一旦技术成熟，它将成为我国第一款面向公众的口述历史采访应用。通过它，每一个“普通的好人”都能成为口述史的访问者，留住身边的“中国记忆”。
谈起未来，田苗和同伴们依然乐观，期待着能有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人加入“中国记忆”队伍，让“小马”渐渐长成“大马”；也盼着技术发展能给他们的工作带来更多助力。但眼下，走过十年的“中国记忆”团队还是会快马加鞭，继续奔跑在抢救记忆的路上。
近几年，“中国记忆”每年都会举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成果展映月”。他们为其设定的主题是“年华易老，技忆永存”——用口述历史留下技艺也留下记忆。田苗觉得，他们现在的工作也是在平衡这两个字。“不管有多少困难，我们先行动起来，把一部分最濒危的记忆保住，等着技术跟上。千万别等到将来，技术有了，记忆却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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